邹容
邹容(1885年—1905年),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,原名桂文,又名威丹、蔚丹、绍陶,留学日本时改名邹容。四川巴县人(今重庆市),出生在一个商业资本家家庭。应巴县童子试,因愤于考题生僻而罢考,从此厌恶科举八股。从父命入重庆经书书院,因蔑视旧学而被开除。后逐渐向往维新变法。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,赴成都投考留日官费生,因思想倾向维新,临行时被取消资格,遂决计自费赴日留学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秋,到达东京,入同文书院。始撰《革命军》初稿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四月返回上海,住入爱国学社,结识章太炎,结为莫逆之交。这时,恰逢拒俄运动发生。他两次在张园拒俄集会上演讲,签名加入拒俄义勇队。5月,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。在此期间,《革命军》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,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,请章太炎作序。《苏报》案发生后,于7月1日至巡捕房投案,被囚于租界监狱。邹容被租界当局判监禁两年,折磨致病。1905年4月3日死于狱中。1912年3月29日,经孙中山批准,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大将军。遗著辑有《邹容文集》。

邹容(1885——1905),字威丹,四川省巴县(今重庆市)人。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卓越的宣传家。他写的《革命军》,由于通俗易懂而家喻户晓,为辛亥革命的舆论宣传起了重要作用,章太炎称之为雷霆之声义师先声,在当时被誉为中国的《人权宣言》。邹容的《革命军》一书体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。

“号角一声惊睡梦,英雄四起挽沉沦”。在那个内忧外患频仍的年代,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是不可能静下心来读书做事的。这种深重的民族危机赋予并塑造了邹容的民族主义思想。

幼时的邹容非常聪敏,“里人咸有神童之誉”,但他性格狂放不羁,对科举成名的取仕之道不屑一顾。“臭八股儿不愿学,满场儿不爱入,衰世科名,得之又有何用?”小小年纪,反满反封建的思想已有萌芽。这种倔强之气为他以后献身革命起了重要作用。邹鲁回忆道:“设容幼即勉为谆谨,吾决其今日必不能成此奇行也。”他在阅读历史书籍时,常被郑成功张煌言等民族英雄的业绩感动。他认真阅读黄宗羲等人的著作,汲取其民族主义思想的精华。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事迹和思想是邹容民族主义思想的雏形。

少年时代的邹容接触到一些新学书籍和报纸,资产阶级改良维新的新思潮深深地影响了他。“容最仰慕谭嗣同,常悬其遗像于座侧,自为诗赞之。‘赫赫谭君故,湖湘志气衰。惟冀后来者,继起志勿灰。’”邹容曾抄录了改良派主编的《清议报》上的一首诗:“落落何人报大仇,沉沉往事泪长流。凄凉读尽支那史,几个男儿非马牛。”邹容吸收了改良派的爱国救亡思想,并在吸收爱国思想的基础上,接触和了解了一些改良派对于资产阶级自由、平等的宣传。

除了阅读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作之外,邹容还阅读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一些著作。例如卢梭的《民约论》、孟德斯鸠的《万法精义》、约翰·穆勒的《自由原论》以及《法国独立史》、《美国独立檄文》等。他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理论,更深入地理解了自由、平等、天赋人权,这样就为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,丰富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内容,同时也是邹容民族主义思想的特色所在。在留日期间,邹容结识了许多革命党人,思想上深受革命派的影响,接受了孙中山所提出的“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”的口号,思想和行动上都朝革命派靠拢,真正成为了一个他自己所称的“革命军中马前卒”,而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此时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《革命军》一书的出版,代表了他民族主义思想的成熟。“容尝欲著一书,暴露满族待汉人惨状……容目击时势阽危,支那人心,又腐败谁可与言,乃发箧将旧所著续成。”

邹容短暂的一生,“居于蜀十有六年,以辛丑出扬子江,旅上海;以壬寅游海外,留经年。”但是民族主义思想却贯穿始终,并且有其鲜明的特色。

一、邹容的民族主义思想以爱国主义思想为基础,它首先表现为革命救国的思想

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凝聚的对祖国最深厚的一种情感,在国家和民族最危难的时候往往具有特殊的魅力。邹容生活于国家和民族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年代,这种旨在爱国救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就很明显。“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,便要提倡民族主义,用民族精神来救国。”邹容把革命视作为“得之则生,不得则死”的良药,认为“我中国欲独立,不可不革命;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,不可不革命;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,不可不革命;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、地球上主人翁,不可不革命。”只有革命,才能“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,黄帝子孙皆华盛顿……(中国——作者)郁郁勃勃,莽莽苍苍,至尊极高,独一无二,伟大绝伦。”而现在“我同胞处今之世,立今之日,内受满洲之压制,外受列国之驱迫,内患外侮,两相刺激,”要拯救中国,必须进行革命。他认为中国人思想上有一股“奴隶之根性”,要去除这种“奴隶之根性”,就要进行革命教育。邹容认识到,“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,中国之一块土,为我始祖黄帝所遗传,子子孙孙,绵绵延延,生于斯,死于斯,当共守其勿替。”可以看出,这是一种最朴素也最崇高的民族土义思想。民族主义是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心理状态,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基础,是民族主义的最普遍的一种表达方式。“盖民族主义之发生,出于人类之自爱心、自卫心,本于天,根于性,而要非可以强致也。使人而不能自爱、自卫,则又何贵其为人类哉!”可见,这种民族主义思想在其他革命党人身上同样可以体现,只不过爱国主义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。而邹容的爱国主义思想是相当激进的。

二、民族主义同推翻清政府统治结合在一起,在“反清”中得到深化

邹容认识到,中国人“内为满洲人之奴隶,受满洲人之暴虐,外受列国人之刺激,为数重之奴隶,将有亡种殄种之难者,此吾黄帝神明之汉种。”他把革命原因归咎于满族的专制统治,“中国最不平、伤心惨目之事,莫过于戴狼子野心、游牧贱族,贼满洲人而为君”,他详细阐述了满洲贵族在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思想文化等方面对士、农、工、商各阶层所实行的封建专制统治。首先,他从京官、地方官等官职入手,分析了汉人和满人之间的差异,“皆满缺多于汉缺,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。”并且,他看到清政府的官职对于满人、汉人的要求并不相同。“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身,始堪大拜,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,均能资兼文武,位兼将相。”在文化上,邹容痛斥清政府的科举制度,认为“贼满人(对中国士人——作者)多方困之,多方辱之,多方汨之,多方贼之”,以至于使中国士子成为“奄奄无生气之人”;其次,他把农民“黧其面目,泥其手足,荷锄垄畔,终日劳劳而无时或息”的原因归结于满清政府的苛捐杂税,“是故一纳赋也,加以火耗,加以钱价,加以库平,一两之税,非五六两不能完,务使之鬻妻曲子而后已。而犹美其名曰薄赋,曰轻税,曰皇仁”邹容认为这种皇仁是“盗贼之用心”;然后,他描述了海外华工的惨状,并且把海外华工的渗状跟外国工人所享有的权利对比,对于清政府“杀一教士而割地赔款,骂一外人而劳上谕动问”的不平等待遇深恶痛绝;而后,他也看到了中外商人的区别。“外国之富商大贾,皆为议员,执政权,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,卑之曰市井,贱之曰市侩,不得与士大夫伍”对于富商的剥削却是沉重的,“若者有捐,若者有税,若者加以洋关而又抽以厘金,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关”,种类繁多;邹容还看到了满清统治者的昏庸腐朽。他痛骂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统治者,认为他们用人民的钱去修筑陵园、宫殿,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。他得出结论:满族人“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”;同时,他又号召汉族人民团结起来,反抗满族的封建专制统治。他看到“汉种!汉种!不过为满洲人恭顺忠义之臣民。汉种!汉种!又由满洲人介绍为欧美各国之奴隶。”他提出要“张九世复仇之义,作十年血战之期,磨吾刃,建吾旗,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,以驱除满人”,当时这种“排满”的思想是非常曾遍的。“盖异族者,欺之而不为不信,杀之而不为不仁,夺之而不为不义者也。”满族统治者对内实行专制,对外却屈膝卖国。身处于灭国灭种的关头,“欲御外侮,先清内患”。邹容提出要进行一场革命,“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,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,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”。他呼吁汉族人民不能“享升平盛世,歌舞河山,优游于满洲人之胯下”,不能“为洪承畴,为细崽,为通事,为买办”,要革命排满。应该看到,此时的清政府俨然是“洋人的朝廷”,而承受着双重民族压迫的中国人民意识到,只有推翻满人做皇帝的清王朝,才能进而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。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就包括了“反满”和“革命”两个内容,而“排满”是其首当其冲的目标,蔡元培指出,“此次革命(辛亥革命——作者),实专属民族问题,于政治上排去满洲亲属之权力而已”。邹容,革命首先要“先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”,要“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,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,要驱逐住居中国中之满洲人,或杀以报仇”,这种思想来源于爱国激情和种族主义思想,与孙中山的反满主义思想的来源不同,“孙中山的反满主义思想来自——至少部分地来自——他的亲西方的态度,”在某种程度上而言,邹容的反满主义思想更为单纯,也更容易走向极端。